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，积淀生成了中国文化，它博大精深，历久而不绝，独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，西方列强入侵，中国面临着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这个大变局不仅是社会的变革，也是文化的变革。由于西学东渐，中西文化冲突，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存亡续绝问题和保守革新的选择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五四前后就发生了关于中国文化性质的论争。这个论争一直延续一个多世纪，至今没有结束。
关于中国文化的性质，虽然众说纷纭，没有定论，但大体上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认为中国文化偏重伦理，而疏离科学和宗教，而且将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哲学、艺术都伦理化了，是为伦理本位文化。但学界各家各派对中国伦理的定性不同，因此对中国文化的诠解也大相径庭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：一种认为中国文化是专制主义的旧文化；一种认为是以仁爱为本的优秀文化。在两派对立的格局下，关于中国文化的性质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展。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春”，最近杨春时教授的新著《中国恩德文化研究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25年）面世，以别出新意的论述，使得局面豁然开朗。作者给了中国文化一个新的定性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恩德，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。
将丰富而复杂的传统文化凝练为“恩德”二字，简拙却直指本质，它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“DNA”，从而打开了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新思路。
一
杨春时认为，中国文化的性质是恩德文化。思想来自生活，生活中的语言更简单明了——“中国人际关系的本质是恩德关系, 人与人关系好就说有恩有义, 断绝关系就说恩断义绝, 证明了这一点。”（《中国恩德文化研究》，以下所引杨春时的论述都出自该书）
笔者认为，中国文化研究百余年，这是剖析入骨的真知灼见。
所谓恩德，就是以施恩——报恩责任规定社会关系的伦理规范。杨春时指出，在古代中国社会中，人不是独立个体，因此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西方的契约关系，而是形成了施恩——报恩关系，也就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尊者、长者、强者要施恩于被管理者的卑者、幼者、弱者，就是关爱、扶助、教化他们，这就是施恩。同时，卑者、幼者、弱者要尽力回报尊者、长者、强者，就是尊敬、爱戴、服从他们，这就是报恩。从理论上说，这样的社会关系不能说是强制性的，而是伦理性的，目标是建立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德妻贤、朋友互助、君明臣忠、官良民顺的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。
作者专门讲到，这种伦理是一种身份伦理，而不是普遍伦理，即每个人依据不同的身份，负有不同的伦理责任。中国做人的标准，就是按照自己的身份，承担起这种伦理责任。这种身份伦理支撑着社会关系，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了超稳定的结构，一直延续了二千余年，直至被西方列强打破才发生现代转型。
当然，书中特别提示，中国恩德文化是从神恩转化为人恩的产物。出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，中国恩德文化虽然也讲天恩，但本质上是人恩。而西方文化讲神恩，但没有人恩，人与人之间只是契约关系。
为什么中西文化走了不同的道路？杨春时教授对中国文化追本溯源，找到了答案。他解读了《礼记》中的一段话，找到了恩德文化的源流：“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。礼尚往来，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”（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）这是说，上古是大同社会，讲求道德，无所谓施恩、报恩；后世为小康社会，讲求礼尚往来，形成了施恩——报恩的礼。他运用现代礼物社会学的观点解读了这一历史现象，提出原始文化是礼物文化，而礼物文化瓦解后逐步演变为恩德文化。所谓礼物文化，就是神、人、物一体化，人与神、人与人之间是通过礼物赠与而达成浑融一体的关系。
上古时代的礼物社会瓦解之后, 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商代和西周(主要是西周前期) ，于是，礼物文化便转化为早期宗教和国家的文化礼仪, 形成了神恩文化——祈求神恩和报答神恩的文化。从西周开始,人文精神初露曙光,神恩开始向人恩转移，首先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祖先崇拜即祖恩文化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祖先崇拜转化为家长制，祖恩文化转化为家恩文化。在家国同构的后宗法社会，家长和国君成为施恩者和报恩对象, 家庭成员和民众成为受恩者和报恩方，于是家恩就涵盖了国恩以及社会领域的人恩。
后来，孟子作出了“推恩”的论证，把家恩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，形成普遍的恩德，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的整套社会伦理秩序由此确立。这个历史进程表明，恩德文化是礼物文化的变异，施恩——报恩既保留了礼物文化的赠与性，也产生了反礼物文化的控制性。
恩德文化的发生、嬗变的历史脉络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二
百余年来，由于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认知不同，导致对中国文化的毁誉两极化。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和后来的革命意识形态认为,中国伦理是吃人的礼教，故中国文化是属于封建主义的专制文化。五四以后形成的新儒家和当代国学派认为，中国伦理是以仁爱为基本价值的美德，故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两派对垒，相持不下，经历了多次论战而无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了“文化热”，再到近年来的“国学热”，虽然思想倾向由反传统到肯定传统，但依然保留了两种观点对立的格局。
杨春时教授认为，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，一定有其合理性，同时也必然存在某些局限，因此不能片面地肯定和否定，而要予以辩证的分析。确定了中国文化的恩德性质，也就判定了其优劣利弊。
本书阐述的重点是恩德文化的两重性：一个是爱的属性，一个是控制性。
所谓爱的属性，是说中国伦理的最高境界是仁，而“仁者爱人”，爱人是做人的本分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仁爱的文化。这个仁爱不是西方的博爱，而是恩爱，即以施恩——报恩为爱。中国文化倡导依据各自的身份施恩——报恩，达成人人相爱，构成和谐的社会关系：在家庭生活领域是父子、夫妇、兄弟互施恩爱，在社会生活领域是朋友、乡邻、国人、天下人之间互施恩爱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社会理想，并不是实际情况，恩德文化不可能消除社会对立，传统社会远没有达到那么美好。但不可否定的是，恩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对立和暴力关系，从而达成了家庭的相对和睦、社会的相对和谐、国家的相对安定。
另一方面，这种恩德文化也有控制性。施恩者与受恩者之间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，即施恩者因其施恩而有权支配受恩者，受恩者因其受恩而有责任服从施恩者，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。恩爱不是平等之爱，而是一种占有性的爱，支配性的爱，其逻辑就是我爱你，你就必须报答我，而这种报答就是要依附我、服从我。董仲舒提出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，便体现了恩德文化的控制性。
《中国恩德文化研究》一书告诉我们：虽然施恩本身可能是一种爱的表达, 但施恩——报恩是一种权力关系，爱的权力化。爱一旦变成权力, 便成为一种软性的控制。“推己及人”“己欲立而立人, 己欲达而达人”可能是善意, 但客观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，实际上是剥夺了受恩者的自主选择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困惑于恩爱的两重性。比如中国的父母之爱，可以说是世界上付出最多的爱：父母几乎把大部分精力都给予了子女，对其养育、学习、工作、婚姻无不操心，甚至还要帮助子女买房，抚育下一代。但是另一面，父母不仅对子女负有近乎无限的责任，也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，这种权力来自对子女的施恩。父母会以“我养育了你，你就要听我的”“我是为你好”等理由干预、支配子女的生活，实际上剥夺了子女的权利。如子女的升学、就业、婚姻等问题要经过父母同意，于是家庭矛盾频频发生。
在政治领域的恩德也同样具有两重性，对百姓施行仁政，有恩爱的一面；同时以此为由要求百姓服从统治，对统治者报恩，否则是大逆不道，体现了控制性一面。中国的恩德政治有其积极一面，它倡导德政，反对暴政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。另一方面，它也为专制统治制造了合法性，剥夺了人民的自主权利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发生自然灾害，封建统治者开仓放粮，施恩于百姓，利于民生。但这种“德政”实际上也有维持权力的考量。如果不救济百姓，就会出乱子，如宋人曾巩所言：“如是不可止，则将空近塞之地。空近塞之地，失战斗之民……有窥仑库，盗一囊之粟，一束之帛者，彼知己负有司之禁，则必鸟骇鼠窜，窃弄锄挺于草茅之中，以扦游徼之吏。强者既嚣而动，则弱者必随而聚矣。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，有枹鼓之警，国家胡能晏然而已乎？”（《救灾议》）原来，封建统治者赈灾，不仅是施恩救济，更是防止发生动乱、维护自己统治的控制策略。“空近塞之地，失战斗之民”的危机预判，道出了统治者内心的恐惧。控制老百姓，维护社会秩序，稳固自己的统治，才是统治者施恩于民的真实目的。
中国恩德文化的两重性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、国家政治领域，也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。如五伦之一的朋友关系，很多人认为是平等的友谊，实际上也是施恩——报恩关系。传统的友谊有互爱的一面，如管鲍之交、钟子期与俞伯牙成为知音等。但是，朋友关系也有控制性的一面：中国人把朋友等同于兄弟，有长幼之分，兄友要扶助弟友，这是施恩；弟友要服从兄友，这是报恩，这里就存在着恩德的不平等性和支配性。如《水浒传》写宋江对李逵有恩，故李逵一切服从宋大哥。宋江被奸臣在御赐的酒中下毒，临死前恐怕日后李逵为他报仇造反，坏了自己忠义之名，于是哄骗李逵喝下毒酒。李逵喝下毒酒后得知缘由，心甘情愿地陪大哥去死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哥们义气，亦往往是建立在施恩——报恩的基础之上，它不仅具有小团体的狭隘性而不遵从普遍的道德规范，而且也形成了支配性的关系。其他社会关系也具有恩德性质，如雇主与雇工的关系、师生关系、乡邻关系等，都有长幼尊卑之分和施恩——报恩性质。
本书作者还从恩德文化角度解释了“爱有差等”。恩爱不是普遍的、平等的爱，而是具有差等性的，孟子说“爱有差等”，就是指家恩最大，爱父母是最大的爱；逐次推恩到社会，爱则依亲疏远近而递减。这就意味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了恩爱的多少。从根本上说，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代表了施恩——报恩的大小多少，故恩爱与施恩——报恩的大小多少相匹配。故爱由亲始，孝悌为本，由此推广到亲属、朋友、乡邻、国人、天下人，施恩——报恩关系递次减弱，恩爱也递减，这就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“差序格局”。中国人的家族主义、地方主义、小团体主义、小圈子习性等都有恩德文化的渊源。
三
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上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，特别是它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，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。激进的启蒙主义者把中西文化关系看作时间性的差异，即古代与现代的差异，由此主张彻底否定传统文化，施行全盘西化，走向现代化。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把中西文化关系看作空间性的差异，主张“中体西用”，在保守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文化。当前，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了文化失范现象，人际关系功利化，由疏远、冷漠的倾向，于是一些人就倡导恩德，企图不加改造地继承传统文化，以解决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。这当然是不合理的，也是不现实的。在这种对立的思维主导下，虽然有对中国传统文化“批判地继承”和对西方文化“合理地借鉴”的方针，但实际上无所遵循、不得要领。杨春时在恩德文化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认为中西文化之间既有时间性差异，也有空间性差异，也就是说，既有古典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的维度，也有两种文化体系平等交流的维度，因此应该施行“自主的、开放的创造性转化”。
具体来说，一是要积极地主导而非被动地承受文化变革；二是要对世界文化开放，在文明对话中实现文化转型；三是批判地继承恩德文化，即对恩德文化的两重性要加以剥离，就是要“去恩存爱”，对其爱的属性要加以发扬光大，使其与现代文化结合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；对其控制性、差等性要加以改造、扬弃，进而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，建立普遍的、平等的价值体系。
总之，抓住了中国恩德文化的两重性，也就掌握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。
杨春时教授是著名美学家，晚近转向伦理哲学研究，在经历十年之久的艰辛探索后，终于贡献了《中国恩德文化研究》这部重要著作。此书奠立的关于恩德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诸多论说，大大丰富了传统文化的阐释路径，可以说在相关学术领域立下了一块显眼的碑石。
（作者简介：姜胜群，男，1948年出生。1969年中专毕业，到工厂当工人。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。1982年毕业，到哈尔滨文艺杂志社，先后任《小说林》编辑部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。业余从事小说、评论创作，有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等转载。结集出版《秋——姜胜群小说与评论作品集》（北方文艺出版社）、《今说旧语》（线装书局）。曾辍笔十年，自2010年开始，在人民曰报漫画增刋《讽刺与幽默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杂文月刊》《天津文学》《小说林》《北方文学》等报刊发表杂文、随笔。有作品被《作家文摘》《中外文摘》《经典阅读》等转载。）